晋侯墓地与夏墟、唐风、晋都

《诗·唐风》因古唐国而得名，这就关涉到夏墟、晋都之地望。有关资料表明，唐原是古国名，在夏墟，历经夏商，至周成王时被灭。此后，唐地被封给了晋国，成了早期的晋都所在。这就是说，夏墟、唐国、唐风、早期晋都，所指乃同一地望。那么，这夏墟、唐风、早期晋都的具体地望究竟在哪里？自汉代以来，学者们一直在寻找答案，而其结论却是众说纷纭。

概括文献记载中有关夏墟、唐风、晋都的地望，大致有两处：一在山西中部的太原晋阳，一在山西南部。

东汉班固首次提出太原晋阳说。其《汉书·地理志上》太原郡晋阳县下自注：“故诗唐国，周成王灭唐，封弟叔虞”于此。其后，晋杜预注《左传》亦从此说，其在昭公元年注曰：“大夏，今晋阳县”；又在定公四年注曰：“夏虚，大夏，今太原晋阳也。”郦道元《水经注》也在“晋水出晋阳县西”条下注：“故唐国也。”宋朱熹《诗集传》卷6、清陈奂《诗毛氏传疏》册3的“唐风”解题以及雷学淇《竹书纪年义证》卷7、全祖望《日知录集释》卷引“唐”条注、金鹗《求古录礼说》卷4“禹都考”等，均从此说，在学界影响很大，一度成为主流。

然而，太原晋阳说并非定论。汉代以来，即有学者提出夏墟、唐风、晋都的地望应在山西南部。但具体指认又有不同，约而言之，有如下数种：河汾之东说，见司马迁《史记·晋世家》及《郑世家》集解引服虔说，地在今山西南部崇山周围的汾浍三角洲地区；永安说，见《汉书·地理志上》臣瓒注和颜师古注，地在今山西霍县；平阳说，见《史记·晋世家》张守节正义，地在今山西临汾；鄂地说，见《世本·居篇》及宋衷注，《史记·晋世家》司马贞索隐，地在今山西乡宁县；大阳说，见《史记·吴太伯世家》裴集解，地在今山西平陆县；安邑说，见《史记·郑世家》张守节正义引《括地志》，地在今山西夏县；翼城说，见《括地志》及顾炎武《日知录》卷引，地在今山西翼城县。

以上诸说，孰是孰非，后人很难择从。问题的最后解决只有依赖于考古学的验证。

1959年，徐旭生首次调查夏墟，在山西范围内调查的结果是：“夏墟当在山西西南部，不在中部”（《1959年夏豫西调查“夏墟”的初步报告》，《考古》1959年第11期），从而在考古学上把太原晋阳说排除出去了。自70年代以来，直至80年代初，北京大学邹衡教授带领考古系学生多次在山西进行考古勘察，结果在山西太原晋阳故城所在地，“不仅没有发现夏文化遗址，连西周早期遗物也未见到”；而在山西西南部的“临汾、翼城、襄汾、绛县、新绛、曲沃、侯马等地，都发现了夏文化遗址，……看来，这里属于夏墟的范围，是不会有什么问题了。”（《夏商周考古论文集》）这样，晋南作为夏墟的所在范围之一，在考古学界已被基本确认下来。而作为更小范围的唐国、唐风、早期晋都，自然也在其中了。只是晋南地域广阔，在前引的诸说中，究竟哪一处是早期晋都和唐风的最初所在地，仍是一个谜。

这一谜底终于因晋侯墓地的发掘而被揭开了！

1992年至1994年，由李伯谦教授领队，北京大学考古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在山西省翼城、曲沃两县交界的天马——曲村遗址连续进行了五次发掘，“已经证实此遗址是以晋文化为主，其年代贯串晋国始终”，其中“又有诸多晋侯埋葬于此，更确凿无误地证实此处是早期的晋都”；“天马——曲村遗址应该就是唐叔虞始封之地；在周初，此地应该名唐。”（邹衡《论早期晋都》，《文物》1994年第1期）从而说明，夏墟、唐风的地望也在这里，而不是在太原。

（一）墓葬资料

在天马——曲村遗址的北赵村发掘了一组西周中期偏早至春秋初年的晋侯墓地。墓葬分南北两排，北排4组、南排3组，北排与南排之间1组，共8组。除南排最西一组为一位晋侯和两位夫人外，其余各组均为一位晋侯和一位夫人，共十七座大墓。这是一处保存完好的如《周礼》所说的公墓区。发掘简报曾据墓中所出陶鬲形制和铭文资料进行排队与推论，将各墓墓主与《史记·晋世家》所载晋侯世系试排出一个对应关系表，（《文物》1994年1月第8期，1995年7月第7期）李学勤在《〈史记·晋世家〉与新出金文》中对此也作了精辟的分析。

《史记·晋世家》说：“晋唐叔虞者，周武王子而成王弟。初，武王与叔虞母会时，梦天谓武王曰：‘余命女生子，名虞，余与之唐。’及生子，文在其手曰‘虞’，故遂因命之曰虞。武王崩，成王立，唐有乱，周公诛灭唐。……（成王）于是遂封叔虞于唐。唐在河、汾之东，方百里，故曰唐叔虞。姓姬氏，字子于。唐叔子燮，是为晋侯。晋侯子宁族，是为武侯。武侯之子服人，是为成侯。成侯子福，是为厉侯。厉侯之子宜臼，是为靖侯。靖侯以来，年纪可推。”由此可见，唐叔虞封在唐地，其子燮父虽改国号为晋，并无迁都之事，直到晋靖侯，其地均在唐地。今武侯至文侯前后相承的八位晋侯墓地均在天马——曲村遗址内，则此地为唐叔虞始封的夏墟，亦即《诗·唐风》最初地望所在，已确凿无疑。

（二）铭文资料

在31号墓主人的背部，出现了一件玉环。31号墓主为女性，是8号墓主晋献侯（籍、苏）的夫人。据简报，玉环的外径12．8厘米，内径6．5厘米，厚0．6厘米，质地较软，灰白色，素面。环的一面刻有文字一行，共十二字，据李学勤先生考释，应读为：“文王卜曰：我及唐人弘战贾人。”

这里的“我”是周人，“唐”即成王封晋前的唐人。“贾，也是国名，周时的贾国是姬姓”，“春秋时期仍在，后为晋所灭。”贾国的地望，杨伯俊《春秋左传注》考证在山西襄汾东。李学勤指出：“从周、唐联合大战贾人，可以推定文王时唐国的地理位置。”如前所述，天马——曲村遗址即为古唐国之地，“周文王会合在这里的唐人，与在其北面不远的贾人作战，地理方位十分自然。假如唐在今太原一带，那就难以想象了。这件玉环乃是晋国初封位置的重要证据。”

据李学勤推测，此玉环上的文字可能为唐人所刻。文王与唐人结盟战贾人，以玉环献神，此环留在唐地，“至周公灭唐，成王以其地封晋，这件玉环便归晋公室所有，直至献侯夫人卒时用之殉葬。”文王玉环的出土为夏墟、唐风、晋都地望的认定，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字证据。

有关夏墟、唐风、晋都地望的千年之争，终于因晋侯墓地的发掘而有了定说。这一问题的解决，在考古学、古史学和文学史等学科的研究中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
（一）在考古学、古史学方面，晋侯墓地的发掘，丰富了晋南夏文化的讨论内容。

1959年，徐旭生调查“夏墟”，确认豫西和晋南为夏人活动区。此后，考古学上在豫西地区找到了属于夏文化的“二里头遗址”、“登峰告成镇遗址”、“禹州瓦店遗址”，在晋南则有“东下冯遗址”和“陶寺遗址”。如今，晋侯墓地的发掘，揭露了“夏墟”所在，无疑是丰富了晋南夏文化的内容。

在考古学和历史学界，对夏人的起源及发展过程的认识，至今仍有不同看法。徐旭生《1959年夏豫西调查“夏墟”的初步报告》、安金槐《豫西夏代文化初探》、郑杰祥《试论夏代历史地理》等文认为，夏人起源于河南嵩山以南的登峰告成镇一带，以后发展到嵩山以北伊洛平原的二里头，再北渡黄河到晋南，是为豫西说。而丁山《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》、李民《〈禹贡〉“冀州”与夏文化探索》、《〈禹贡〉“豫州”与夏文化探索》、刘起《由夏族原居地纵论夏文化始于晋南》等文，则提出相反意见，认为夏人起源于晋南，然后向南渡过黄河进到豫西地区，是为晋南说。杨向奎《评傅孟真的〈夷夏东西说〉》一文则认为夏人起于山东、豫东，然后西进到豫西、晋南地区。最近沈长云又发表《禹都阳城即濮阳说》，亦认为夏起豫东，是为鲁西豫东说。以上三说的争论，也许还将继续下去，但晋侯墓地的发掘，证明了《左传》所谓“夏墟”、“唐地”、“晋都”记载的可靠性，这一点为晋南说提供了新证据。

（二）在文学史方面，晋侯墓地的发掘，有助于澄清过去对《诗·唐风》地望等有关问题的误解。

过去，治文学史的学者，因拘泥于郑玄、朱熹、陈奂等人是研究《诗经》的权威，而大多信从其说，误认唐风地望在太原晋阳。翻检当今《诗经》注译读本乃至研究专著，仍有许多沿袭其说者。现晋侯墓地的发掘，自当订正其误了。